城市风水规划

两千年前，罗马建筑师兼工程师维特鲁威在他的名著《建筑十书》中，谈到“动物的身体和土地的健康性”时，曾这样写道：

对于城市本身，实际上，这些就是原则。首先是选择最有益于健康的土地。即那里应该是高地，无雾无霜，注意到天空的方向，要不冷不热，而且温和，此外，还要避免沼泽的邻接地带。因为早晨的微风随着太阳上升向市镇方向吹来，上升的雾霭随风在一起，沼泽动物的有毒气息便与雾霭混成气流，要扩散到居民身上，这时那里就会成为不卫生的地方。又如果城市临海，朝向西方或南方，那就是不卫生的。因为通过夏季，南方的天空在日出时就热，正午时灼晒，而朝向西方的天空在日出时温暖，正午时炎热，日暮时灼晒。因此，当设置城市时，我认为必须注意从暑地吹来的风能扩散到人体上的方向。

有益健康，合于卫生，这是古代西方城市规划的主要原则。它弥散着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气息。与此不同，古代中国的城市规划的主要原则，更多地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历史上战争之多可谓奇观。据不完全统计，自殷周以来，大大小小的战争就爆发过3700多次。多则多矣，可战争技术两千年间却一直以冷兵器为主，基本上无大的发展。因而，城在军事上就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守，主要都是以城为对象。由于这一点，所以直到晚近时代，中国的城始终都以“设险以守其国”（《易经》语）为目的，其建立的基本原则始终都是“易守难攻”。“故为城郭者，非妄费于民聚土壤也，诚为守也！”

“设险以守其国”是中国古代建置城市的主要目的，要达到这一点，将城市布置在依山靠水的地理环境中，显然十分必要，因为这样可以“就地之势”（《将苑》语），使自然山水无形中构成了一道城外之“城”，从而收到“守者不出，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的效果。明代南岭城的选址就体现了这一精神：

南岭，在永安（今属福建）貉老坪东，去县东南八十里。其高四百余丈，周百余里。四崇中衍，一路可通，险阻可据……万历二年，分守岭东道参议赵可怀议：归善、·海丰、永安、河源、长乐，皆严邑也。贼今幸平，补牢是急。新田，海丰屏翰，南岭，永安藩篱，宜城之。移惠参将于新田，兼制海丰、归善；移惠、潮守备于南岭，兼制永安、长乐。盖新田、南岭在万山中。……其形势，新田城宜垒左，二水交流；南岭城宜垒右，居高临下。亦东西两溪环之……奏可。万历四年，南岭城及公署成。

从以上赵可怀的“增筑南岭、新田二城”的奏折中不难发现，纯粹出于政治、军事目的的城址选择原则和民间的风水原理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即都以“靠山依水”为指向。这种一致性为风水理论应用于城市规划，提供了充分的必要条件。缘于此，所以，在历代的城市规划中，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使然，事实上都运用了风水原理。下面，仅举数例，以窥全貌：

北京风水——对于北京城的“风水”，史书中多所记述，其中以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的议论最为有名（图55）（图56）。他曾大发感慨的说：“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冀都（即今北京）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对此，《大学衍义补》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太行自西来……重冈迭阜，鸾风峙而蛟龙走，所以拥护而围绕之，不知其几千里也。形势全，风气密，堪舆家所谓藏风聚气者，兹地实有之。其东则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稍南则九河古道，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广大也。况居直北之地，上应天垣之紫微。其对面之案，以地势度之，则泰岱万山之宗，正当其前……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过此者。”

杭州风水——杭州干龙白天目起祖，远不能述。从黄山大岭过峡后，一枝起南峰，从石屋过钱粮司岭，起九曜山、越王山，过慈云岭起御教场、胜果山、凤凰山，过万松岭起吴山，入城。一枝起北高峰，从桃园岭、青芝坞跌断，起岳坟后乌石山，从智果山、保傲塔入城。来龙沿江而下，皆自剥星峦遮护，隔江诸峰远映护龙，直从萧山至海门，生天弧、天角星，从别子门石骨渡江起阜诸山，作下沙，兜转右界水，自严州桐庐流入钱塘江。左界水自余杭西溪流入官河。可惜两界分流未合，城中诸河塞阻秽浊，脉络不清，西湖之水又从昭庆左分出流，断北龙，致使形势不很完全，风水造化难称佳胜。

这一点，宋代堪舆名流傅伯通曾经谈及过。时值宋室既将南迁，傅伯通受命往相临安（即今杭州）风水。经过一番勘察，他向宋高宗赵构上表一份，报告说：“顾此三吴之会，实为百粤之冲。钱氏以之开数世之基，郭璞占之有兴王之运。天目双峰屹立乎斗牛之上，海门一点横当乎翼轸之间。”在做了如此一番吹嘘后，然后话锋一转，来了个“但是”，认为此地：“文曲多山，俗尚虚浮而诈；少微积水，士无实行而贪。虽云自昔称雄，实乃形局两弱。”因而得出结论说：杭州“只宜为一方之巨镇，不可作百祀之京畿。驻跸仅足偏安，建都难奄九有。”此报告一上，宋高宋既升杭州为临安府，并称行在（图58）。说来也巧，宋室后来也竟然以偏安结局。

绍兴风水——绍兴是周恩来同志、鲁迅先生和秋瑾女土的故里；此地文运昌盛，人才辈出，向有“师爷之乡”的美称。春秋时，越国曾建都于此。其龙脉从新昌天姥山而来，自亭山入城，起城隍庙山，逆转而结，坐虚向实，前以秦望、方屏为朝，苍翠可爱；后坐镜湖八百里。可惜的是，此湖早在明代就已干涸，因而汪洋澄清之势已不可见。此外，由于水口过浅，排水不畅，遂致平原烟迷雾罩，湿度过大。

福州风水——“福建省城，闽君瑶原建都山中，后迁出，就横塘，江水潴聚于前，峡江双峰对峙，关锁门户（图59）。”明布政司衙门前对五虎山。由于该山石势雄奇，大有煞气，并据传说“门开则祸立至”，所以衙门中门经常关闭。

广州风水——广州地脉发自南岳，其首大庾，其足越秀。“大庾东驰至海而尽，广州宅南之陕，自为堪舆，而罗浮离立天外为之镇。”越秀山为广州主山，珠江则为广州界水。明初，扩建广州城，曾将北城墙修到越秀山腰。城东、西、南三面皆有濠，唯独北面没有。考其原因，除了山地多石，难以挖掘外，关键还在于担心“地脉一断，则数千里神气不相贯”，破坏了一城风水。当然为了补此不足，有人建议在城外筑建空心墩台，上置大炮护之，又于城头一带，多筑横墙，自相隐覆，使敌人登高觇我，不能知城上虚实。至于此策是否实行，则不得而知。

风水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翻开任何一部明清时期的府志、州志和县志（图60），我们都不难找到与以上例证相类的有关该地该城风水的记载。从某种角度看，古代中国大多数城市的位置都可以说是在风水理论指导下选定的；风水理论可以说就是古代的一种聚落区位理论。

选址的功能在于确定城市的外部环境，当这一工作完成后，如何对城市内部的空间进行组织就成为规划者和建筑者的任务了。在这方面，风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城市重要建筑的布局与城市中轴线的确定上，即以全城（或宫殿、寺庙、陵寝等建筑群）的中轴线面对某些山峰（祖山、主山、朝砂、案砂），构成一组对景，以壮城之形势。例如北京故宫就被布置在全城的中心位置，其中轴线就正对着“大内之镇山”——景山；隋唐东都洛阳城的营建也运用了这一手法，城中心前端直指龙门山双阙，背后则正对邙山一峰，远远望去，颇为壮观。

又如作为南宋行在之地的临安府城在营建过程中，为了合于风水之说，依山傍水，故将其禁城，即大内，布置在城之西南风凰山麓一隅。结果打破了城市规划中通常将宫殿布置在城的中心居北的传统，使地理方位中的左东右西的习惯称呼也为之颠倒，且沿称至今。如南宋时左三厢在西，右三厢在东等。又如明清广州城的中轴线也被布置在越秀山的正脉上：“越秀耸拔三十余丈，旧有番禺二山前导，今巍然三峰独峙，为南武之镇。城跨山腰而出，下有二门，左曰大北，右曰小北。中峰之正脉，落于越主故宫，故都使司署是也。”看来，不仅明清的广州城正接越秀来脉修筑，而且远在汉代，南越王赵佗就有意将其宫殿布置在越秀山的正前方。相隔一千多年，而城址居然无大变化，由此，我们不能不赞叹风水文化的生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