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的结合

西周以来赐氏制度的松动，促使氏的发展速度加快。春秋战国时，贵族、平民皆竞相自立氏，除社会最下层的百姓外，过去的卿大夫、士以及新兴的土地所有者和工商业者都有了氏。这样，立氏的古制就被完全破坏了。数量很少的“姓”则被大量的“氏”所淹没，氏取代了过去姓的地位。同时，氏加名的基本模式也已经开始盛行。作为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宗法社会，无论是姓还是氏，除了用为自己家族的标志外，其他的社会作用或是消亡，或是削弱，姓氏合一从而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姓氏不分，二者也再没有多少区别了。战国以后，人人有姓，或说是人人有氏，都称某姓或某氏。姓氏合一之初，必然出现“姓”与“氏”混而不别的现象，这在古代文献中多有反映，如姓王氏、姓张氏、姓赵氏、姓刘氏等。顾炎武《原姓》也说：“自秦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应该说，古制被破坏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社会的进步，而伴随着古制的破坏所出现的“姓氏不别”的现象也是正常的。

至战国时期姓氏合一以后，中国人的姓氏如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沿袭旧有的姓或氏，二是新立的氏。秦汉以后，我国的姓氏制度基本稳定，人人都有姓，姓的主要来源就是先秦的氏。从此，我国的姓名再未发生大起大落的变化。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社会生活的重要纽带，姓氏仍然是家族绵延的重要标志，当人们对姓氏有了自主权之后，姓氏的承继性也得到相应的强化。换句话说，任何人从前代那里继承了姓氏，如果不是因为极特殊的原因，都不会轻易地放弃它。因为放弃了自己的姓氏，就意味着血缘关系的中断。无儿无女或有女无儿，在中国人心目中都是“断嗣”或“绝后”。放弃自己的姓氏，在中国人心目中也意味着“断嗣”或“绝后”。所以，即使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宗法观念已大为淡化和削弱，却仍然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自己家族的神圣标志，很少有人在给子女起名时不用自己的姓氏，而改用他人的姓氏或是重新发明个姓氏。秦汉时期形成的我国姓氏的格局，必然还要在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长期延续下去。

秦代之后，由于封建制为郡县制所代替，经济、政治权力由天子一人所独揽，已不再存在受天子册封、拥有独立的政治、权力的诸侯国（汉代曾一度出现封建制的反动，但很快就被荡除，封建制在秦代之后只是昙花一现），权力不再是靠世家大族独断专行，而是由国家官僚行政系统实施，也就是说，权力与家族分离了，因此，原本作为权力之象征的氏到这时已丧失了意义，它除了仅仅作为家族血统的标志之外，已不具备象征权力的作用了，也就是说，氏蜕变成了姓，或者说，姓氏不分、姓氏合一了。秦代之后，仍常有皇帝赐姓的事情发生，但这时的赐姓已大大不同于先秦的赐氏，赐姓不像赐氏那样伴随着土地、权力等的赋予，而仅仅是赐予一个家族某个名号，即准许它用某个字为姓而已。因此，秦代以后的赋姓主要是具有一种象征的、荣誉的意义，而不再具有如先秦赐氏那样的实际价值了，只是一种精神鼓励，而非物质奖赏。

秦代之后赋姓与先秦赐氏的另一个区别是，先秦赐氏导致一个前所未有的氏号的产生，如舜赐其驯龙之官为豢龙氏，就标志着豢龙氏族和豢龙氏号的产生；而秦代以后的赋姓则只是将一个现成的姓赋予一个人及其后代，而这个人原来亦有姓，例如，天子可能把他的姓赐予他的亲信，特准后者随他的姓。由此可见，秦代之后的赋姓并不导致新的姓氏的产生，而只是导致某些家族姓氏的改变而已。

秦代之后的赋姓活动最常见的是皇帝将自家的姓赏赐给臣下，作为对后者的奖赏，而臣子能随皇帝的姓，虽不得不抛弃祖先的姓氏，有改宗忘本之嫌，但与皇族攀上本家，却仍是光宗耀祖、造福后人的幸事。

秦末楚、汉之争时，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有一个齐人娄敬，此人能言善辩。刘邦取得江山之后，商议建都大事，由于刘邦手下都是东方人，众人皆议提建都洛阳，只有娄敬力排众议，说服刘邦建都长安，以得天下形势之要，从而奠定了汉家数百年基业。刘邦建都长安后，心中高兴，于是特许娄敬姓刘，改名刘敬。

唐代皇族姓李，唐开国后，许多追随李氏家族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开国元勋也得以赐姓李氏。如燕郡王罗艺、吴王杜伏威，以及邴元纮、胡大恩、祁子和、董忠臣等，均因赐姓而改姓李氏，于是，这几支的罗、杜、邴、胡诸姓从此之后就改姓李了。

又如天宝年间的功臣安重璋，因安禄山反叛，遂上书玄宗说“耻与逆臣同姓”，玄宗嘉其忠心和气节，特批其“徙籍京兆，举族以李为氏”。安重璋家族因此得以改姓为李，可谓“弃暗（安）投明”。

盛唐之世，中外文化交流盛极一时，不乏异族人仰慕中华文明大唐繁华，一心归顺唐王朝，由于其异族色彩的姓氏与汉族姓氏格格不入，他们往往改为汉姓，而唐天子也大开方便之门，为一些投诚归顺的异族首领等赐姓李氏。如唐太宗时，鲜卑拓拔赤辟率部归唐，太宗赐姓李氏；太宗时还以契丹首领库克为松漠都督府都督，并赐姓李氏；唐玄宗时，沙陀族首领朱邪赤心归唐，玄宗亦赐其姓为李氏。现在李姓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姓之一，或许与唐代许多异姓改为李姓不无关系。

宋代皇帝在赐姓方面也十分慷慨。宋神宗时，西藩木征率河、洮二州投靠宋朝，神宗赐其本人及其诸弟皆姓赵，并分别赐名为思忠、继忠、济忠、绍忠、醇忠、存忠等，可见其赐姓不过是为了获得被赐姓者的忠心。另外，西羌的降赞归附宋朝，宋王朝亦赐姓赵氏，后来建立西夏国的赵元是即是其后人，西夏的历代皇帝均以赵为姓。

明代皇帝姓朱，他们也把朱姓作为“无形资产”到处“收买人心”，如蒙古人就一度得赐朱姓。皇姓确实具有很好的“品牌效应”，但也不能滥用，否则会贬值，因为物以稀为贵，如果普天下人都姓了皇姓，则皇姓也就不足为贵了，因此，历代皇帝还常拿别的姓氏赏赐给臣民，而并不总把皇姓随便予人。如汉代的扶嘉，原不姓扶，汉祖刘邦为嘉奖他扶翼汉室的功劳，因赐姓扶氏。西汉名将李陵的后裔后来归顺魏朝，因是在丙殿被魏帝召见的，故赐姓曰丙。历事唐朝五代皇帝的员半山之祖，本来姓刘，自梁人魏，由于其德操颇像战国时的伍员，遂赐姓为员，其后人即以员为姓。唐时回鹘国的宰相原叫爱邪勿，唐朝皇帝赐其姓为爱，名弘顺。后唐时契丹耶律阿保的长子耶律突欲投靠后唐，唐明宗赐姓东丹，后来又赐姓李。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郑和，本不姓郑，而姓马，是阿拉伯血统的元代功臣赡思丁的后裔，郑和是被明军掳入皇宫作太监之后才赐姓为郑的。蒙古人脱欢之父在明太祖朱元璋时归附明朝，朱元璋赐其姓为薛，脱欢后来嗣父为官，得赐名为斌，薛斌之子在其父死后又得明成祖朱棣赐名为绶。蒙古人都帖木儿，于永乐年间率部归降，明成祖赐其姓为吴，赐名允诚。蒙古王子也于永乐年间归降，明成祖赐其姓为金，赐名为忠。

由于赐姓，导致不少家族的姓氏发生改变，使后人的姓不同于先人的姓，这是在根据姓氏寻根问祖时必须注意的，因为现在同姓李氏的人在唐代之前可能并非都姓李，他们在一千多年之前并非本家，有的还可能源于西域少数民族血统。总之，赐姓、改姓的现象提示我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姓氏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或异姓交融，或同姓分化，姓氏的历史并非如人们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一脉相传的历史，人们在与同姓的陌生人初次相见时，常情不自禁地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事情或并不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