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文化界，伴随粉碎“四人帮”和实行改革开放逐步促成的崭新而火热的局面，出现了“易经热”，并波及海内外。近20多年来，对易经的研究不论从相关机构的建设和理论研讨来看，都取得了巨大成绩。这是主流。但是，正如任何事物在其发展中都存在主流和支流乃至逆流一样，在“易经热”中，也同样如此。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某些机构、人员中，这些年来，不是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易经，而是用非科学乃至反科学的态度对待它；不是发掘和弘扬易经的精华，而是专门挖空心思地去宣传它的糟粕，甚至别出心裁地打着“现代科学预测”之类的招牌，欺世盗名，招摇撞骗，制造新的糟粕和迷信，造成相当大的危害。对于这样的支流、逆流，如果我们至今依然采取漠视和不以为然的态度，那就势必严重影响和阻碍对易经的研究和应用，使之不能正确而充分地发挥其在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文化建设中的应有作用。因此，再次呼吁和强调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易经，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易经，就是倡导并坚持客观的、历史的态度。
"易经"作为一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至今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内容和形式，观点和方法等等，都是早已著就、固定了的，客观而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不管以往、现在和未来的人们怎么对待它，它本身的这个客观存在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有正视、承认它的这种客观存在，而不无视、阉割、篡改，才有科学性可言。但"易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部著作，同其它任何一部著作一样，有其产生的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必然性和局限性，因而只有把它放到不断发展中的整个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世界文化的链条中去探究、评价，才有科学性可言。
对“易学”来说也是如此。顾名思义，“易学”是历代的人们在对"易经"的研究中所形成的学说、学派。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作为“易学”研究中的任何一部著作，也与"易经"一样，是既定的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而理应像对待"易经"那样去对待它们。但就整个“易学”而言，它却与"易经"和相关的研究著作不同，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伴随历史的延续而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客观存在。就是说，一部著作一旦问世，它就是成型了的，不再变化的东西，而对它的研究所形成的学说、学派及其具体观点等等，则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这也是任何一种学说、学派与任何一部相关著作之间的根本区别。
不管是"易经"还是围绕对它的研究所形成的“易学”中的任何一部著作、任何一种观点，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具体氛围，以及作者个人素质上的差异，而就总的发展趋势而言，不管是中国或整个世界的文化还是个人素质，都是处在上升的、前进的发展过程之中的，因而任何时代任何人的任何著作，不管多么优秀，顶多也只能达到某一特定时代所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相对于整个中国和世界的不断发展着的文化而言，它们都必不可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就是说，即使最优秀的著作，也只能代表或体现某一特定时代条件下，人们的认识所有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而这种高度，往回看可能是至高点，但往前看肯定又不是至高点，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进步性和局限性，即既具有精华又具有糟粕。最优秀的著作尚且如此，至于其它著作就更不待言了！
从“源”上讲，"易经"本来就是一部用于占卜的著作。"易经"的产生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周文王八十多岁被商纣王关在羑里（现属河南汤阴县）监狱达7年之久。他之所以推演八卦，有韬光养晦和消愁解忧之意。所谓“玩其占”，是有根据的。即使如此，文王演易也确有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之处：第一、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在身陷囹圄、肉体和精神备受折磨（他的长子被商纣王烹杀成羹且逼他吃）的困境中仍时刻想着伐纣的义举，这种一息尚存仍奋斗不止的精神，难道不值得后人学习吗！第二、在当时别说科学技术，就连文字都极不发达的条件下，他将伏羲八卦加以改造并推演成64卦，这种尊古而不泥古的创新精神，难道不值得后人学习吗！第三、他在推演八卦的过程中，考察了天、地、人之间及社会关系中各种复杂情况及其区别、联系等等，既体现出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又体现出朴素的可知论、系统论和全息论等，对以后中国哲学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第四、八卦及64卦的推演过程及其所表征的人世间的吉凶祸福等等，虽带有牵强和迷信的色彩，但体现了周文王所代表的一代人杰的聪明才智。通过八卦预测，可以窥知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科学文化已经和所能达到的高度。
有人说周文王父子是靠八卦预测打败商纣王的，此说在史料（无论传世文献和已有的考古资料）上并无根据。相反，史书上倒是有这样的记载：周武王在兴兵伐纣前举行隆重的卜筮仪式得到的是凶兆，心生疑虑，而姜子牙则谏道：“枯骨死草，何知吉凶！”于是打消了周武王的疑虑，毅然果断出兵，一举灭商。
至于八卦预测的“流”中有无合理因素，也要作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四柱推命法”，看到了人们由于出生年、月、日、时即所谓生辰八字的不同而具有的差别，就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人们的体态、相貌、性格、气质、生理、心理和病理等等，的确与这些差别有一定的关系。这已经为现代科学所证明。比如，即使孪生的兄弟姐妹，由于出生时刻的差异，也会对他（她）们的性格、气质、生理、心理和病理产生一定的影响。至于不同年月日出生的人在这些方面的差别可能就更大些。因此，要是联系人们在生辰八字上的这些差别，预测他们今后在体质、学业、工作方面可能出现的差别的话，则有一定的道理，但要是据此就断定他们今后的体质、学业和工作就注定如何如何，注定差别多大，那就没有道理了。因为决定他们后天在体质、学业和工作等方面的差别的主要因素毕竟是他们个人后天的努力。至于根据生辰八字判定他们一生的命运如何，那就更没有道理了。而“四柱推命法”则正是将这种差别加以无限夸大和绝对化，把它与人一生中诸如“财运”、“官运”和吉凶祸福等机械地地联系在一起，走向了极端，所以就大错特错了。
人类科学文化是不断发展着的“流”，而每个人、每代人所能做的不过是这个“流”中的一“滴”。“滴”是有限的，而“流”则是无限的。没有“滴”固然没有“流”，但有限的“滴”与无限的“流”相比，永远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即使最亮丽的“滴”，也不过是滔滔洪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一下：同任何人类思想文化的成果一样，八卦预测无论从其源或从其流来说，都是历史的产物，故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既反映着一定时代思想文化之精华，又积淀着一定时代思想文化之糟粕。因此，无论夸大哪一方面，都失之于客观、全面。
总起来讲，以往的八卦预测，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的前人为了认识和把握事物的规律，为了预测个人的吉凶祸福和事业的成败得失，而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所探索、积累出来的东西，既蕴涵一定合理或科学的因素，又带有大量的臆测、杜撰和迷信等的糟粕，因而不能一概而论，而要作具体分析。至于其中那些为历代江湖术士纯粹是为了骗钱而编造的东西，自然没有什么合理性或科学性可言！
至于说到命运，当然是有的，但不是先天注定的，而是由后天各种条件、机遇所促成的。“命运只是光顾有准备的头脑”。有头脑、有作为的人不会听任命运的摆布，而总是与厄运抗争。“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这句名言，可以说是成功者的诀窍。谁要想撑起生活的风帆，那就必须懂得并掌握这个道理。
只有用这样的态度恰如其分地挖掘、分析"易经"及相关著作中的精华，估价它们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只有用这样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辨别、剔除它们的糟粕，看到并消除它们的负面影响，才能使之不至于再对科学文化和人们的生活造成危害。
只有用这样的态度参与“易学”的研究，才能使之沿着符合中国和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之大势前进，不断地剔糟汲精，弃陈创新，有利地推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