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房象数《易》原理之发微
                
关于象数学的重要性，可通过《易传》来说明。考察《易传》文句，可知《易传》的作者是从观察天地万象来出发，上升到抽象的思想领域，构筑了天地人三才的义理系统。这一过程显示出，义理的产生实在离不开象数的根底。在汉代象数学里，京房《易》说的影响甚为深厚，探究其学说之前有三项重点必须在此讨论，分别是音律与天象的联系，气的阐释，以及天人感应的探讨。
一、关于音律与天象的联系
据《吕氏春秋‧音律》及刘歆《三统历》，了解“时”之异常导致“律”的不同，可了解“气”之阴阳形态，也是因“时”而异。例如十一月之时，阳气伏于地下﹔六月之时，阴气受任于太阳。“气”与“风”的联系是明显的，盖天地之气，可以生风，由“风”可知“律”之变化。“气”有“位”的差别，这种“位”体现于《易》卦中，即是乾之初九、坤之初六长等。律有长短，或长九寸，或长六寸，这种长短与气、风之变化，似有其对应关系。由“时”、“气”、“位”的交互变化，可得其卦象，而推知某个方位发生事及其物之外形、颜色和内在属性。《三统历》说“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是以知声之发出，律有不同。律，用现代语即“震动频率”。“震动频率”的不同，即使在同一时段，之间也有“数”的差异，故律随著时变而“或损或益”。“天地之气合以生风”，风之生由于气的流动，声音之发也藉由“风气”，用现代语称呼即“空气”也。此“五声十二律”，声律之异，由耳得以感知其差别。不仅如此，“五色”亦有不同的律，眼睛亦可感知“五色”的差别，乃由于光的频率之差异也，而光按其义亦属于“天地之气”之一种。十一月子、至十月亥，原本是时间概念的描述，但又是指太阳与地球位置及日照之异，此“时”与“位”之异，导致传递之“声律”及呈现之“色律”的不同。
京房《易》以音律配卦为基础结构，大体上是以五音十二声组合成六十律以配六十卦，以之占阴阳风雨寒温。京房后学阐发此法演变出“风角”、“鸟鸣”之说，其理是用“风”的震荡达到“气”和“律”的传递，而进行感通的连系。推究音律配卦的起源，可上溯到秦代以前。关于五音，秦汉之际的《吕览》及《礼记‧月令》已将五音和五行、五味、五方、五色等相配，将属于音律的五音与方位、颜色、味觉以及内在属性加以搭配，其效能是藉由音律的变化及特征，可以推知某个方位发生事情及其物的颜色和内在属性，或者藉由某方位的来风或鸟鸣声，而推算出某时地所发生的异象。
二、象数学中的气概念
中国学界或以“气”为哲学唯物论的范畴，或以“气”为宋代哲学形上学的范畴。而以京房为代表之古代象数学家也常论“气”，对此种气的概念当做何解，乃是学界重要的课题。今据《汉书‧律历志》、《汉书‧京房传》及晚出的《京氏易传》，对此问题做一初步的论述。
《京氏易传》虽可能晚出，我们仍可从它的一段话里，找到针对汉《易》之“气”在义理上的诠释。《京氏易传》卷下说：“夫作《易》所以垂教，教之所被，本被有无。且《易》者，包备有无，有吉则有凶，有凶则有吉。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从无入有，见灾于星辰也，从有入无，见象于阴阳也。”这里说先圣所建立《易》的道体，是维系于阴阳二气相感，然则道体并不是全然在于感官的可见可感，也非全然只在可见可感之物才能彰显道体。《系辞》谓“吉凶以情迁”，就是因为人容易眼见为凭而固执以己见，因此吉凶无法由自己所掌握，未来遂有不可预测的变化。于是《易》所以垂教，就在明其道体广大，太极收束于一而包备万象。《易》所要诠释的道理取材于五行，显象于八卦，而五行、八卦也是在摹拟于天地有无之象，正因为天地人三才原本是由道体分化出来的，所以从观察天之星辰或地之风声鸟鸣所显现之“有”，可以推知未来的吉凶祸福。
先秦已有“《易》以道阴阳”的断语，“阴阳”的概念是抽象的，在人可表现为男女，在物理上可表现阴阳二气，在《易》卦则为阴阳二爻。而阴阳之“悬象著明”，应以日月最大。阴阳二气显现在生活经验最大范围，《系辞》明示“寒暑相推”、“日往月来”为变化之“象”，中原人士将这变化之“象”发挥在“时”的概念上，藉由阴阳二气所呈现的“次序”及“累计”特征，并利用干支符号来表达而开展天道连贯化的“数”。在“位”的概念上，人们将阴阳二气加以二分，于是有东西南北中五方，将五方与生活经验的五行四季相配，而衍生地理分野之“数”。《周易‧彖传》说“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地道符号化的五行上升与四季、干支相配而天道化，天道符号化的干支时辰也下降成方位而地道化。就“象数”的宇宙论来讲，阴阳二气构成万物，虽然天地、上下、男女无不阴阳有别，有“象”便有“数”，然而其间仍变动不居，隐藏有气的往来，让彼此流通产生变化，以维系住背后那大一的本体。此气的往来藉由风或音声来传递，风疾缓变化或音声的清浊形成“律”。此“律”无不呈现其“次序”及“累计”，而与干支时辰、五行又有牵涉。例如十二月是“日往月来”的循环“律”，二分则成为“寒暑相推”的二十四节“气”。依照中原人士的各种经验，包括触觉的冷热寒暑、味觉的酸甜苦咸辣、视觉的黑黄红白青、东西南北中以及听觉的宫商角征羽，每种事物征象都存在其特定的频率，在生活中频率彼此交错著而影响彼此的取舍进退。
《汉书‧京房传》记载，京房本姓李，而推律自定为京氏。而《抱朴子‧内篇‧仙药》言：

按《玉策记》及《开明经》，皆以五音六属，知人年命之所在。

萧吉《五行大义》“论纳音数”一节更说到：

纳音数者，谓人本命所属之音。音即宫、商、角、征、羽，纳者取此音以调姓所属也。

其与京房律说不二，而更为详尽。《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每人天命不同，性亦相异。按照汉代五行家的说法，人性因五行之组合而各不相同，皆有其本命所属之音，所显现的气和律也各有差异。所谓五音，即为五种由五行所构成相异之气的质性，以今语表述即是元素构成有所不同，其密度的差异也影响到震动频率的高低及传导的急缓，形成形势各异的律动状态。《抱朴子‧内篇‧仙药》说：

一言得之者，宫与土也。三言得之者，征与火也。五言得之者，羽与水也。七言得之者，商与金也。九言得之者，角与木也。

然则一三五七九的五音数是与五行质性有绝对关系。从《黄帝内经》可以得知，在出生时辰的安排下构成本命的某种特殊之性，其气血的运作，今称血液循环、呼吸循环，乃至于神经传导作用，都形成个别的律动，则所谓“律”非只谓音律，人体内部循环及其外在的应对往来，无非是律。其人体五脏六腑之气有旺有衰，旺则显出特殊个性，衰则形成某种需要，其接触到外界所产生之情和发出五脏六腑之气，也各有拙巧取舍，感而动之以骋其口音也都各有其旋律。因为人组合的性是天所赋予的，《周易传》说“随时之义大矣哉”，人出生时辰即有其“位”，时辰的五行不仅构成本命之位，也组成五脏六腑之位，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格局。所以本命五脏六腑之气，不仅和地道干支有气的冲折，也和天道干支之气相感相通。天地二道干支五行的轮转，其透出的气律随时变化，亦无不穿透人体而影响著性命所拥有的气律。
《乾凿度》云“大极者，未见其气；而大初者，气之始”，《周易传》说太极生阴阳两仪。就宇宙论来说，天地万物皆为个别之体，形体由两仪之气聚集而成，不同的物象，其“气”也有不同结构状态，所产生的各种“律”，其“数”必然也有差别，例如晋代纳音数将宫征羽商角，各配以土火水金木五行之气及一三五七九之数。其间的交错冲折以五行生克显现，天地万物内含五行之气，感于物遂动，动则发音而生其律，透过风声音情，外物遂能与人体感官的五行相互感通。就本体论来说，阴阳两仪之气律的流动乃维持其大一太极之形上整体，此整体则无所谓天地、上下、男女、物物之别。
汉代流行以律配卦，其中就属京房为最具影响力。其六十律乃从十二律配五音而来，《后汉书‧律历志》记载：
  
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

是十二律依照“累计”、“次序”两个要件，以三分为准，三分取其二是三生二，三分取其四是三生四，而阴阳相间。这些都是指震动频率的依序加减。京房又说：

宓羲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锺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锺为征，南吕为羽，应锺为变宫，蕤宾为变征。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征以类从焉。

是中孚卦气为六十甲子日之阳气初首，其气的震动频率做为一切他律的准则。“律”即物体的取舍动作形成外在的震动频率，与物体本身五行之“气”所蕴含其内在本命属性的五“音”，彼此相配成足以象征万物取舍动作的六十律。孟喜十二月律配以七十二候，即表示十二月各节气因天道变化，使天气震动频率各有不同，而导致风的传递有缓急之异，显现在卦爻便是位的不同。京房又说：“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黄锺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燠风雨之占生焉。”京房六十律，每音配其律各统一日，就其卦可以推知某人事其外在的震动频率的“律”，与其本身所蕴含其内在本命属性的五“音”，此“音”配“律”从其间的生克冲合当中，推知某人未来的运势走向和阴阳寒燠风雨的变化。此“音”配“律”后来变化出的魏晋时“纳音”。“纳支”也是遵循这个基本原理，只是以干支代替音律，方法则由消息候气转为筮占。
三、天人相感的探讨
汉代另一学术特色便是天人相感说，用玄学思想将天人感应发挥得淋漓尽致者，以魏代管辂最为神妙。从他的谈论纪事当中，得以了解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真谛。《系辞》说“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而管辂踵蹈京房，也提出声律与情变相感之说。他认为从声音的角度，足以“天地相感，金石同气”。在象数方面，管辂掌握五行水火之情，而谓“阴阳之数通于万物”，藉由蓍筮显现天地“墟落与运会”的象数状态。在象数《易》学基础上，管辂藉清谈以“入神”，他的“得数、得神”之说，使象数《易》学与玄理相结合。孔子罕言性与天道，管辂却主张“性通”、“妙合”。他虽说过“言之难”，但若“辞妙于理”，就可以得其“清言”。管辂的性理之说并没有违背儒家人道之旨，所以他举“仁”道“礼”，能“谦愚自处”。他以为做为一个卜者要具备“多发天然”之资，理应“法天地、象四时、顺仁义”，求其“至精至妙”，方可成就“圣人之道”。
    以管辂的看法验证汉代天人相感的救灾思想，就不难理解他所谓的“性通”正是由无我而回归于大一的境界，这种境界在去除私欲妄想之后，遂能与鸟兽之音情相感通，故能与万物“妙合”，体其道体之“枢机”。儒家的“仁”、“礼”，道家的“谦愚自处”，都是为了做到大公无私，而识“仁”守“礼”正是去除私欲妄想之良方。汉代天人相感说，都认为灾异是主政者失德逞欲的结果，于是主张君王修德以消弭灾异，修德便是要求君王发挥其主动性。天道感应在人德，见于老子之论述。老子说人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天道则是损有余以补不足。主政者若失德诸如苛政敛财、铲除异己，便是处处在做损不足以奉有余之事，则天道将反其人道而行损，于是降灾异以告诫，令君王损有余以补不足。所以君王做到识“仁”守“礼”，其损自己之有余以补他人之不足，便能显现出与天道人德相契合的正面意义，所以天所感应便是降下祥瑞。战国墨子著述有《天命》、《明鬼》，其藉由天之鬼神以赏善罚恶，赋予天以人性面的处理方式，认为人帝上面仍然有一天帝，主要目的在施行一套诫律，上下都凭此诫律维系整个团体的运作，如此一来人君也因为畏惧而只能被动地配合。汉代天人相感说则以君王主动修德为诉求，“天”只是做一个感应的对象，“天”的变化仍然可以在卦爻找到征兆，君王主动修德是改变时运、扭转善恶的根本源头所在。
結論
圣人之观象制器，是以卦象模拟物象。物象之变化导源于情迁而引致卦象之变化，而卦象之变经过累计化和次序化，从而有“数”。可肯定每卦“象”的背后，都有一“数”与之对应。由“数”的概念又生出“时”的概念，所谓“时”也和卦象之“次序”、“累计”相关联。不论是天干地支、四季或节气，或六位所显示的内在架构，皆先有“象”后有“数”，再有“时”。关于此种“象、数、时”的程序，在《易传‧系辞》中有明确的记载。《易传》屡言“时之义大矣哉”，涵义均在于此。正由于上述程序以“象”为基点，《易传‧系辞》才断言：“易者，象也。”这证明“象”是非常重要的，象数学是极有价值的。
汉代象数学不离五行，五行之每一性能是感于物象而产生的集体概念，它们又被安排成前后的次序性，所以五行和八卦一样，仍然是由“象”所构成的一种有次序之“数”。这种“数”不只是抽象概念之符号而已，它们是根基于中原人士主体的综合感觉。从空间概念来说，四方加中央，于是得以和五行相配；四方加四维，于是得以和八卦相配；从时间概念来说，地道范畴的五行上升去和天干、地支相配，干支于是各别带有五行的性能；以音律概念来说，五音有各自的五行属性，可與六律六吕相配而成为六十律的系统，从战国秦简《日书》所载的律法到京房律法，都是如此构成的。每个“象”背后都是一个“数”，均可纳入卦中而为“参数”，后世遂由此推衍而形成八宫卦配纳音、干支、五行的占式来呈现。